我從來沒有想過，我這樣慢慢走，走著走著，會碰到死亡這一題。
我不是第一次參加喪禮，但二○二一年阿賓伯過世那一次對我衝擊很大。

阿賓伯是「真耶穌會」的信徒，他過世之後，侄女貼心地以真耶穌會的儀式為他舉辦告別式，辦在板橋殯儀館。
參與樂生保留運動這麼久，我們大多是在院內的佛堂、基督教堂或是天主堂參加告別式。
那是我第一次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參加阿公阿嬤的告別式。

人到板橋，天真地想說我可以就這樣走進去拍攝。然而，接近會場時，我卻發現不敢走進去。
很多阿賓伯跟我聊天的畫面，以及他跟文章伯聊天的畫面，排山倒海湧進我的腦袋裡。我發現沒有辦法一個人走進去，就傳了簡訊給樂青說：「我現在進不去，有沒有可能有人可以跟我一起進去？我沒有辦法。」傳完簡訊，我就在停車場一直哭，整個人在發抖。
我被自己的反應嚇到，來樂生也有十幾年，也不是一個年輕人了，為什麼我會這麼的害怕？

事後分析，我恐怕是第一次認知到，這支紀錄片會是那麼重的東西，我感覺到這支影片的的重量遠遠超出我原先所想像。
這不只是一支記錄運動的紀錄片，而勢必要碰觸到死亡與存在的議題。

後來樂青的秀芃來了，我就跟著她進去告別式會場。
除了幾位樂青，我發現現場出席的院民非常少。這讓我深深地感受到，能記憶樂生院民的人好少。
整個會場大多是教會的信眾，有些人雖然知道阿賓伯，卻不知道他一生做了什麼重要的事情。

告別式上，他們說阿賓伯是一個病人、很孝順，陪著媽媽來到樂生療養院，卻完全沒有人提到他做過的最偉大的事情。
事實上，阿賓伯在二○○五年漢生病對日本國賠官司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他雖然沒有去過日本，但從小受日語教育，能用流利的日語為訪客導覽樂生、說樂生的歷史。
然而在告別式上，他只是一個孝子與一位病人，關於他的生活、運動的記憶，是完全蒼白的，
沒有人能好好描述他做過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。

誰可以真的記得院民人生的事蹟與價值呢？如果連我們都不在，就完全沒有人記得了。

那天，我有拍到阿賓伯遺體。我相信是阿賓伯讓我拍的。
那個當下，我有很確定的感覺：
今天如果阿賓伯不要被我拍，他可以選擇用無形的方式讓我知道不可以拍，或讓我拍攝失敗。
但那次的拍攝很順利。

後來，我和秀芃與兩位當年支援日本國賠訴訟的教授，跟著阿賓伯的侄女，到陽明山花葬園區，
他的侄女最後沒有讓他葬在樂生院的納骨塔，而是在陽明山上能看到美麗的風景之處。
我可以感覺到，參與告別式的人群中，可能只有幾位樂青、我們四個人和他的侄女知道他的故事。
接著我們看到她打開一個小小的盒子，將阿賓伯的骨灰倒下去，留在那裡了，我默默地說：「阿賓伯，請慢走。」

那時我把攝影鏡頭轉到了秀芃身上，跟著秀芃走。
我可以感覺到她肩負了一個使命，想要把院民的故事繼續傳下去。
我問秀芃：「你覺得你會跟這個運動到什麼時候？」她說：「就是等到阿公、阿嬤都不在了。」
聽到的當下，我心裡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我的解讀是，秀芃還沒有準備好要告別，而當她準備好交給下一個她相信的青年，她會離開，但故事會繼續走下去。

很多的年輕的生命來到樂生院，接觸了阿公阿嬤的生命，
但青年總有一天會離開，繼續自己的人生，不會等到所有阿公阿嬤凋零。
因為我們都只是傳遞這個故事的一個角色而已。

秀芃在陽明山花葬的黑板上寫著「無痛無病，永遠思念。」那時，我感覺腦袋裡面的主旋律清楚了，多年的困惑結束了。
對阿公、阿嬤來說，他們這輩子要追求的就是無痛、無病，卻求之不得，而我們後代要做的就是「思念」，「永遠思念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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